关于巫宁坤(2)｜二读《一滴泪》

二读《一滴泪》

黄灿然

巫宁坤这个名字，对很多读者来说，大概很陌生；对我来说，却是如雷贯耳。他翻译的英国诗人狄伦·托马斯的几首诗，给我这一辈诗人带来极大的震撼；他还是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那本《了不起的盖茨比》（港译《大享小传》）和另一些美国文学作品名著的译者。这位译者，就像某一类优秀作家，品质极佳而少为人知，却在一些读者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不过，相对于他的回忆录《一滴泪》带给我的震撼，巫宁坤的翻译成就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一滴泪》原名A Single Tear，一九九三年在美国出版。我最初读的是原版，距今差不多十年了。那时看过的知识分子写他们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文革”期间的遭遇的文章和著作，并没有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是的，关于苦难的描述，也会变得絮絮叨叨，令人厌倦，如果你没有独特的角度和独特的文字。哪怕是巴金的《随想录》，也不能怎样打动我。我成长于文革后期，虽然读各种有关苦难的描写，但总无法唤起与受害者相同的经验。它们仿佛留下很多空白，需要读者“填充”。这里涉及一个问题，也即如何使未曾亲身体验过那些遭遇的同代人（例如香港､台湾和海外同胞）和后代（如我辈，以及更年轻的一代）装上一对眼睛，如临其境地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杨绛的《干校六记》令人珍视，正是因为她为我们打开一只眼睛。但只是一只而已。这本小杰作，文学价值高得使读者不能不“激赏”甚至“品味”起那些克制､清新的文字。近期较多人谈论的季羡林的《牛棚杂忆》，也只为读者多打开了半只眼睛──季先生虽然年事极高，但字行间仍然透出一些火气，某种情绪化的东西还是把读者的另半只眼睛给遮蔽了。

以上关于这两本小书的印象，乃是相对于巫宁坤的《一滴泪》而言。巫宁坤给了读者一对活生生的眼睛，不仅因为这本回忆录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而且因为杨先生和季先生受苦的幅度､深度和时间跨度，都远远不如巫宁坤。可以说，巫宁坤一家人的遭遇，完完整整地呈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从五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的全幅图景。当我第一次读罢这本书，我意识到自己思想上发生深刻的转变，它使我清醒起来！此后，每当我看见任何试图为文革或为那几十年迫害知识分子的历史辩护的文字，我都会十分警惕，因为巫宁坤这本书所描绘的事件立即就会浮上脑海；每当我看到其他人或吞吞吐吐､或振振有词地谈论那段历史，我也会十分冷静，因为巫宁坤这本书已成为一个标准与尺度；同样地，每当我想起诸如巴金老人念念不忘建立文革博物馆之类的事情，我会十分认同，因为巫宁坤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极有说服力的基础。

由于这是一本英文书，且不是流行书，所以我这次阅读经验差不多是我的一个秘密，几乎从未跟人提到过。我只是暗暗可惜，可惜这么一本大杰作，竟没有一个中文版，尽管已有日文､韩文和瑞典文版。后来我才知道，其中一个原因是巫宁坤想亲自把它译成中文。现在，它终于由远景出版社出版了。我再次读得废寝忘食，并且觉得，巫宁坤的选择是对的：以自己优秀的文字写自己最刻骨铭心的经历，给读者留下同样刻骨铭心的印象，一读再读而不觉多。说真的，我此刻还有三读的冲动。另一个冲动是，拿中英文版对照看一遍，揣摸翻译技巧。

巫宁坤出身于现已成传奇的西南联大，他的老师同学们包括沈从文､卞之琳､穆旦（查良铮）､汪曾祺等。一九四三年，他二十三岁，赴美国担任一批到美国受训的中国空军机师的翻译员，五年后入读芝加哥大学（穆旦也在这里），其博士论文是艾略特的批评传统。但是，一九五一年，他还未拿到博士学位，便接到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急电，邀请他去该校西语系任教，接替一位美籍教授。巫宁坤像当时很多知识分子一样，是爱国者，读左翼书刊，希望为民族贡献一份力量。他在台湾的哥哥和在香港的姐姐对他提出严重警告，他们把共产党比作“洪水猛兽”，但阻止不了他的热情。李政道来给他送行，他愣头愣脑地问李政道：“你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政道笑笑，答道：“我不愿让人洗脑子。”

洗脑工作很快就开始。西语系的主任是赵萝蕤，她很早就译了艾略特的《荒原》，她的丈夫是新月派诗人陈梦家，他们楼下住的是正在翻译但丁《神曲》的诗人吴兴华。有一天，广播大喇叭传来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课间操。陈梦家一听就火了：“这是“一九八四”来了，这么快！”（陈梦家后来自杀，赵萝蕤则精神分裂。）巫宁坤发现，教书须用马列主义观点，但他课余则跟找上门来的学生谈论《正午的黑暗》和《一九八四》。“尽管萝蕤和兴华都提醒过我，跟学生谈话要小心，我还是无拘无束地跟他们交往，怎么想就怎么说，因为我还没学会讲假话，也没料到实话实说会有什么后患。”但是，看到人人要穿灰布的毛装､喊同样的口号､重覆同样的套语､绝对服从组织，“我开始感到惶惑不安了”。接着，“三反”运动来了，燕京成了“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堡垒”，中共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驻燕园，首当其冲者是校长和教授。吴兴华是积极分子，在批判陆校长的全校大会上更“大义凛然”揭露陆校长。吴是陆最器重的学者，又是玩桥牌的忘年交，但这位温文尔雅的大才子一反常态，在全校师生面前，“不仅痛诉自己如何长期为陆某的学者面貌所欺骗，而且讥刺老人家在玩桥牌时好胜的童心。”但是，相对而言，吴兴华还不算什么（一如可以预料的，他后来也成为批斗对象，并在烈日下劳动，太口渴，喝了脏水后暴毙），因为陆志韦的女儿也“大义灭亲”，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不过，也有人间温暖的一幕：工作组三番五次动员陆家年近六旬的女仆站出来控诉陆家对她的“残酷剥削”，老婆婆被逼急了，操起厨刀就抹脖子，差点闹出人命。类似的场景巫宁坤本人也将频频经历：自己不会讲假话而后患无穷､常遭某些一反常态的同事和学生的揭发批判，也总能遇到一些好人（包括狱卒､红卫兵､共产党官员）。所幸的是，他的亲人不仅从来没有出卖他，而且支持､支撑他活下去，妻子李怡楷更在最危急的关头把丈夫从鬼门关救回来。

很快，他也要写交待材料，旋即被历史系教授剪伯赞约见：“找你来有点公事，党组织委托我找你谈一谈你的自传。你交待了本人历史的轮廓，看你年纪不大，生活经历可不简单。我们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要补充还来得及，特别是重大的遗漏……”（同样可以预料的，剪伯赞后来也成为批斗对象，并与妻子双双自杀。）

以上只是巫宁坤的苦难戏剧的开场白。但运动已成果累累：吴兴华升任英语教研室主任，领导朱光潜､赵萝蕤､杨周翰､李赋甯等数十名教授。剪伯赞升任历史系主任，执历史界牛耳。

接着是院校重新分配，巫宁坤被分配到南开大学。此时穆旦夫妇刚回到天津，巫宁坤怂恿他们也来南开教书。一年后，巫宁坤又被批斗，除了因为他平时说了些出格的话，还因为他有一个极大的嫌疑：当过（国民党的）空军翻译员。这时候，三年级一位女生李怡楷跟两名男生来串门。巫宁坤看上了这位朴实的姑娘，星期六晚上就按照她给的地址去她家找她。李怡楷出身传统大家庭，父亲是商人，但在她四岁时就逝世了。母亲是天主教徒，独力抚养八个子女，并使他们都接受了良好教育。李怡楷十五岁亦皈依天主教，不顾当局的歧视，坚持上教堂。李怡楷毕业时，他们结婚。但度完蜜月回来，李怡楷即因“毕业分配期间擅自离校”而不获分配工作。

运动又来了，这回是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升级，巫宁坤亦被当成南开头号“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遭批判，并被软禁在家。这时候开始有教师自杀。李怡楷生儿子。周恩来发表知识分子政策报告。巫宁坤获平反，并被调往北京，到某党校教英语，李怡楷则获分配到英语系资料室工作。

“大鸣大放”期间，巫宁坤经不住领导的多次劝说，终于发表意见，对共产党政策提出批评。没多久“反右运动”又来了，巫宁坤变成“毒草”，开除公职，被送去北京市劳动教养所。他以为是农场，其实是监狱。二个月后，已被降级为打字员的李怡楷生了女儿，这个女儿，巫宁坤要等到几年后才有机会见到，因为他不久就被送往北大荒。李怡楷则接到命令，迁去安徽大学。在艰苦的环境下，巫宁坤唯一可以告慰的是随身带去的一本《杜甫诗选》和《哈姆莱特》。另外，难友中有一个被划为右派的大学毕业生小邓，带来了几本沈从文的著作，他们闲时诵读，遂成知交。

在北大荒劳改了两年，巫宁坤又被转移到天津与唐山之间的一个农场。他原以为离北京近了，环境可能会较好。可是他又错了。这里又是监狱式的设施､铁丝网和持枪的看守。苦役还不要紧，最恐怖的是饥饿。他们吃些什么？

有一天，我们的任务是收割大白菜，装上卡车运往北京。每一棵大白菜都装车之后，值日队长教我们把掉在菜田里的菜帮子都捡起来。我怯生生地问他：“干什么用？”他答道：“你们明天的伙食。”于是我们把菜帮子都捡起，装进箩筐，准备送往伙房。队长喊道：“回来。你们为什么没把干菜叶捡起来？”我感到莫名其妙，又问他：“干什么用？”队长胸有成竹地说：“你们春天吃。”

这正是大跃进时期。中国当时的情况怎样？劳改犯的处境可见一斑。根据新规定，当局准许家属和亲戚送来食品，劳改犯也可以写信要求家人送来食品。也就是说，情况已恶化到连吃最差劲食物的劳改犯都养不起。巫宁坤严重浮肿，他写信让李怡楷在天津的四哥送食物来。四哥把一些食品交给巫宁坤之后，令人惨不忍睹的一幕拉开了：

　　“你口袋里揣着什么？”我又问他。

　　“只有两个窝头，”他说。　　

　　“交给我，快！”我命令他。

　　“这是我的午饭，”他央求道。　　

　　“你回家再吃。马上交出来！”

　　我不容分说地从他口袋里强夺了两个金黄的窝头。可怜的四哥，好心没好报，辛苦了一天，他还得步行十几里崎岖的石子路走到茶淀车站，再空着肚皮搭那趟慢车回家。

巫宁坤虽然靠着李怡楷母亲和兄弟的不断接济，但浮肿仍继续恶化。很多没人接济的劳改犯饿死了。有一天，巫宁坤被叫去挖坑，原来是要埋葬一个难友。此人大学时代是运动员，一向体魄健壮。连他也摔手而去，巫宁坤能幸免吗？不见妻子和儿子已有三年，女儿更是未见过面，他不想这样离开人世。再三考虑，他决定写信向妻子发出“可能见最后一面”的紧急呼号。

李怡楷从安徽到天津母亲家，再到农场来见到巫宁坤，根本就认不出他。眼看着他已在死亡边缘，她奋不顾身，施展一个救夫计划。她搭车去北京，找巫宁坤原单位的校长。校长当然是尽量推搪，但她顽固地陈述､求情，终于使校长的硬心肠回软，答应处理此事。她回天津后，又带着儿子去探巫宁坤。探视室的人认出她，说她两天前刚探过，不准再探。她又是陈述､求情，终于又打动对方，准允探监。第二天，她又带女儿来探监，再次陈述､求情，探视室的人又被打动，但要她写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来。

巫宁坤终于获保外就医，来到李怡楷所在的安徽大学。不久政策放宽，他得以在安大教书，时间是一九六一年至六六年，但这只是“暂回人间”而已。惊天动地的“文化大革命”来了，他又成为“专政对象”，蹲“牛棚”去了。李怡楷和孩子们被流放到农村，受尽一个共产党村长五花八门的敲诈。不用说，村民也同样受欺侮。两年后，巫宁坤终于可以迁到李怡楷的村子，一家团聚，全家人靠李怡楷微薄的工资过日子。年复一年的流放，等于是无期徒刑。一九七三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提上日程，可巫宁坤连身份证也没有，无法申诉。一份份寄往安徽大学､省政府､中央的申诉书，全如石沉大海。李怡楷“再入虎穴”，到安徽大学，再到北京巫宁坤原单位，再折返安徽省政府，各处奔波。可是难关重重，在得到几位高级官员帮助的情况下，也进展缓慢。上级批示，下级层层顶着不办理。

最后，巫宁坤一家被安排到芜湖的安徽师大。虽然孩子们很快又要下乡“插队”，但巫宁坤的受难总算到了尾声。一九七九年，巫宁坤调回北京的原单位，此时已改名国际关系学院。他在冯至主持的一次外国文学会议上，听到一位教条主义者的发言之后，又禁不住驳斥一番，引起轰动。回到北京后，他去拜访卞之琳，卞之琳见面就说：“你在成都又放炮了。副所长回来跟我说，宁坤的思想真解放。我一听就明白你又惹事了。你吃过那么多苦头，怎么依旧这么天真？我要是你，我就会珍惜我的改正（即彻底平反），专心搞学术研究和文学翻译。”不用说，如果再来一次运动，巫宁坤肯定又要挨斗。他从报纸上得知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回北京讲学，便去跟李政道见面。“我脑子里突发奇想：如果在旧金山那个七月的下午是我送他上船回中国，结果会怎样呢？也许我会坐在他的椅子上，他坐在我的椅子上？”

这个可能性很大，但是，我觉得，仅就《一滴泪》而言，巫宁坤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意义可能比李政道还重要。我深信，巫宁坤是被上帝选中的人。就像杜甫被选中，装上了凡人的躯壳，从而成就了写尽人间沧桑的伟业一样，巫宁坤也被上帝装扮得恰到好处，使他尝尽人间苦果，为的是让他作为一位有力的见证人。他的位置不高不低，他的思想不偏不倚，他不是名人也不是无名氏，他从共和国建立之初到文革结束，一点不漏地成为历次运动的受害者。更意味深长的是，他受良好教育，出国留学，阅读最优秀的文学作品，然后归国，受难，然后再出国，用一生的全部积累加上必不可少的距离感，撰写这部回忆录。最重要的是，他自始至终保持灵魂的纯净，这使得他的回忆录既无遮掩，又无怒气；既毋须忏悔，又有足够的胸怀宽恕任何对不起他的人。就他个人而言，他一生中最宝贵的二十年全都荒废了。但是不，他给我们留下这部巨著，而这是他快七十岁的时候完成的。中文版脱稿时，他已快八十岁了。真是难以想像！你不能不相信神助。从世俗角度看，李怡楷的一生更是完全荒废了。她原应是一位出色的英语教师，可是，除了在资料室职待过几星期之外，她一生都充当打字员。她同样是上帝选中的，来协助巫宁坤，甚至协助他写成这本书。这本书有四章是根据李怡楷口述写成的，穿插于其中，互相呼应和补充，精彩无比，感人至深。

巫宁坤在序言中说，他一家人的遭遇只是沧海一泪，他们的悲欢离合与其他中国知识分子家庭大同小异。但这一滴泪何等晶莹剔透，包含一代人苦难的全部元素。他还在序言中概括自己：“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被上帝选中的人，就是要受难､幸存､作见证，他们为别人而活，为后代而活。简言之，上帝就是为了让他详尽记录新中国一代人的苦难而派他来到人间的，并让他的妻子（她的箴言是：坚守生活的信念）和岳母（她的箴言是：好人是要受苦的）支持他，启悟他，使他懂得爱和受难，完成这本我相信将来一定成为经典的杰作。

2002年《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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